绿色殡葬国家立法的目标体系，内容大致包含积极的生态效应、提升殡葬行为的理性度与和谐的文明效应等。经过持续几十年以“节约殡葬用地”为主要目标的殡葬改革，抑制土地资源迅速减少已经一定程度上内化为殡葬立法的正当性根据。“节约殡葬用地”的目标确实唤起了人们对土地资源保护的关注，但推进殡葬改革，不仅仅限于保护土地资源一个方面的内容,还进一步提出了环境保护、生态维护的要求。绿色殡葬国家立法的目标，首先要考虑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对比各种殡葬方式，采取哪种对环境、生态负面影响最小的殡葬方式，从而具有积极的生态效应。殡葬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既可能是在经过缜密思维的理性考量后的活动，也可能是在冲动、悲伤等状况下难以聚精会神思维时作出缺乏理性色彩的活动。殡葬改革基础上的我国殡葬国家立法，是国家试图以一定的设定理性取代个人的理性，比如，以对土地资源的目标算计、对精神文明程度的目标算计等为基础，取代个人的具体算计即理性。绿色殡葬国家立法，为了能够更好地、现实地得到落实，需要激发个人理性的参与度。绿色殡葬国家立法的目标，就要将提升殡葬行为的理性度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诱发个人的理性思维。比如，殡葬辅导公共服务制度的设计与落实等。社会转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明形态的转型。蕴含文明转型的社会转型要尽可能避免文明的冲突或者减弱文明冲突的烈度，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殡葬国家立法应尽量避免形成文明的冲突，以推动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存。在文明转型的层次来看，绿色殡葬国家立法必须将包含中华文明在内的文明之间的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对待死者尊重的文明内涵，与现代殡葬的本质要求相契合，要通过制度的设计促使其实现。